我时常在公交车上、站台旁或社区散步时，遇到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人。他们一边接送孙辈上下学，一边谈起家庭教育的经济压力：子女要承担房贷、车贷和生活成本，而老一代的退休金多在三四千元左右，却仍需拿出相当比例用于补课费用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门“常规补课”每月就要两三千元，再加上钢琴、美术、乐器、舞蹈等培训，家庭开支像被无形的力量层层抽空。老人身体在奔波，年轻父母在透支，而孩子则被时间表与课程表紧紧裹挟。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学校课堂上被挤压和削弱的，恰恰是音乐、美术、劳动与技能课程；而在课外，这些内容却要以更高价格“重新购回”。当补课逐渐变成一种“家庭代际财政工程”，当三代人的精力、金钱与情感都被卷入其中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：这真的是为了孩子成长，还是为了安放成年人的焦虑？

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，“逼孩子补课，到底是不是负责任的家长行为”这一问题，才真正具有了反思意义。

首先，许多补课并非“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”，而是一种班级化、模板化的重复教学。它打着“强化训练”的名义，实质上只是把课堂内容延长和复制：相似的讲解、近乎相同的题型，只是换了时间与价格。孩子并没有获得更精细的指导，反而陷入“机械刷题—被动应付—学习内耗”的循环。缺乏诊断，就谈不上教育价值。

补课焦虑的真正来源，并不在孩子，而在成人世界的攀比结构。看到邻居、同学都在补课，便推断“不补就会落后”；成绩被误认为是单一排名，学习被简化为一场“多花钱、多挤时间”的投入竞赛。于是，补课从“阶段性支持”，异化为“身份与安全感的象征”，并把经济与情感压力层层转嫁到家庭的三代人身上。

从教学规律来看，只要孩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，教师教学设计合理、进度稳健，大多数学生完全可以在校内获得应有的发展。决定学习质量的关键因素，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、学习方法的科学性，以及家庭支持的理性边界，而不是把课外时间继续压缩。把“教学改进的问题”外包给补课，把“学习能力的问题”转嫁给儿童，是一种推卸责任式做法。